“那晚我和昆汀同场看电影”

“假装在戛纳”是一次特别企划

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5月

戛纳电影节因新冠疫情取消

这个企划 是一个自我安慰的小游戏

假装此时的我们 在戛纳 看电影

本篇推送包括了：

PART I .假装在戛纳 

最后一天 陀螺的观影日记

PART II. 没有戛纳的2020——戛纳记者回忆

假装在戛纳 DAY X

陀螺的观影日记

今天是我假装在戛纳的最后一天。

第73届戛纳电影节今天正式落下帷幕，昨晚颁奖典礼上，斯派克·李率领的评委会将金棕榈大奖授予了韦斯·安德森的《法兰西特派》。斯派克李表示，这部影片具有大胆且极致的艺术创造力，而内核中的政治性表述回荡在现今国际政治局势之中。

▲ 《法兰西特派》

斯派克·李还说，这部影片具有大胆且极致的艺术创造力，而内核中的政治性表述回荡在现今国际政治局势之中。斯派克·李还在评委发布会上说道，这种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双重极致表达，让他想起了自己曾与金棕榈擦肩而过的《为所应为》。

金棕榈大奖的归属引发了不同的反应。很多影迷表示开心满意，韦斯·安德森总于拿大奖了；但也有影评人表示担忧，认为戛纳电影节接连将金棕榈大奖授予过于好莱坞化和商业化的电影，对于更小众的作者艺术片来说，是又一次打击。

福茂两手一摊表示，这是评委会的决定，与他无关。但这仍然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愉悦，他心想明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又能给威尼斯电影节的巴贝拉发“呵呵”的笑脸短信了。

▲ 得意的福茂

玩笑就开到这里吧。

韦斯·安德森也没有凭《法兰西特派》得到金棕榈。谁都没有得到今年的金棕榈。

之前其实有简短说过，为什么我们要假装在戛纳？

这个电影节有啥重要的？它电影人和创作者，对于无数不能亲自到场参加的影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今年没有了戛纳电影节，但我们仍然坚持要假装它的存在？

或许很多人都能给出不同的答案，但对于我们来说，戛纳电影节是庆祝电影艺术的殿堂。每年在这十天之中，我们欢庆、我们探讨、我们争论、我们称赞、我们热爱，关于电影的一切。

所以就算今年没有了戛纳电影节，我们也希望通过【假装在戛纳】的形式，以一系列戛纳电影节的回顾策划，以及互动投票，来和大家一起庆祝电影、庆祝戛纳。

▲ “假装在戛纳”策划“最爱戛纳导演公开赛”

接下来的这篇刊于Indiewire的对谈，是【假装在戛纳】的最后一次推送。

之前看到这篇文章时，忽然有些泪目，因为他们说出了很多，我可能没能表达出的，对戛纳电影节的理解、认识和热爱。

截止到现在，我们依然不知道，真正的2020戛纳电影节，将何去何从。

-- 陀螺凡达可

没有戛纳的2020

原文：

https://www.indiewire.com/2020/05/how-will-film-world-cope-through-year-without-cannes-1202230740/

编译：甜酸酱

1946年以来，戛纳电影节几乎从未间断，但2020年成了一个例外。

在第73届戛纳电影节开幕之前，电影节的常客大卫·埃尔利希、埃里克·科恩和安妮·汤普森讨论了戛纳电影节对于他们的意义。这场流行病对于电影业产生了诸多层面的影响。

那为什么戛纳电影节的缺席显得独一无二？为什么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缺席可能会持续性地影响整个电影业？

大卫·埃尔利希：今天本该是第73届戛纳电影节的第一天。然而，如今我们只是在经历新冠炼狱中的又一个星期二——有些事情你可能提前两个月就知道了，但当你真的亲身经历和面对的时候，你仍然会感受到某种重击。

在这样一个日子里，电影人本该聚集在蔚蓝海岸，穿着花哨的衣服（领结啦，高跟鞋啦，诸如此类），喝着玫瑰红葡萄酒，观看韦斯·安德森、斯派克·李、莱奥·卡拉克斯和米娅·汉森-洛夫等国际知名导演的新作。没人要求大家为我们哭泣，真没必要，我们明白，大家如今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商业层面的损失，大家已经聊过太多了——自从病毒在中国成为国家危机的那一刻开始，电影就已经受到了流行病产生的不利影响。

西南偏南电影节在原定开始日期前的几天宣告取消，这也为全球社会敲响了姗姗来迟的警钟。自那以后，人们先是感到震惊，接着逐渐变得敏感而脆弱。接下来的数十个电影节，要么转为在线活动，要么就是完全取消。

影院关门了，主要制片厂的巨制也推迟上映，数十万来自电影行业的工作者失业——这一切如今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 西南偏南电影节取消

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2020年戛纳电影节缺席的余波，将会远远超出那些电影节参与者和电影业内人士的估量——那些世界各地热爱电影的人们，都会感受到这一事件带来的损失。

它对电影造成的破坏，可能超越了迄今为止的任何事件。关于戛纳电影节缺席带来的影响，那些文章写手已经洒下太多墨水了。不过，那些更为抽象、更难以衡量的影响，可能最终会定义一切。

或许戛纳确实是一个有缺陷的电影节，但即便是其它那些精英电影节，也没有任何一个能和它相提并论。是的，它代表着进步，但它同时也代表着乏味、严肃、守旧。不过，电影节的这种“守旧性”，也是它那种力量的来源之一。

在这个去中心化的世界里，几乎每一个平面都可以成为银幕。但是，戛纳电影节却将整个地球的焦点，聚焦在一盏狂欢的聚光灯下，每一次首映式都仿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仅仅是在戛纳放映的特权，就已经赋予了这些作品某种重要性。观众们对于某些特定影片的兴奋，只是让它显得更为重要罢了。

球迷们曾经挤在联合中心球馆，只为观看迈克尔·乔丹的“最后一舞”，那是他退役前的最后一场比赛。这让我想起了让-吕克·戈达尔的《影像之书》在戛纳放映的时候，电影宫之外的盛景。去年，《好莱坞往事》的首映式，仿佛已经超越了电影放映，成为了某种“复兴”活动。参加戛纳电影节，是一种难以形容、难以匹敌的迷影狂喜。

▲ 《好莱坞往事》戛纳发布会

如果说推动圣丹斯电影节的是“发现”的渴望，那么戛纳电影节的动机，是以一种唯我论的方式，向一切电影致以敬意。

当主持人宣布某位导演进入影厅的时候，穿着正装的观众会集体起立鼓掌，这仅仅是因为这位导演站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影评人被迫在雨中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只为观看一位非洲导演创作的首部故事片——难道还有别的地方会出现这种盛景吗？

还有什么电影节能够将一部韩国惊悚片直接推进万神殿，并最终使之参与那场历史性的奥斯卡角逐？就算你只能在家中观望，但戛纳电影节仍比其它电影节更强调电影的重要性，而好的电影甚至更为重要。这种衰落可能只是暂时的，但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们将会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安妮、埃里克，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从更私人的角度来说，关于戛纳电影节，你们今年最怀念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一部本该在戛纳电影节首映的电影，最终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它还能给人一种“戛纳电影”的感觉吗？

▲ 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金棕榈

埃里克·科恩：如果没有戛纳，一部戛纳电影还会像是“戛纳电影”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就得探究事件的本质，而且还得回顾一下我的个人经验。那我就开始了。

大约十三年前吧，我第一次来到戛纳，我当时计划参加很多场放映。当时我对即将到来的、对身体要求颇高的旅程还一无所知。“真是一位勇士”，一位资深同事给了我这样的评价。

我呆在郊区，黎明时分就起床，努力赶上早上8:30那场放映。我本来想看《老无所依》和《四月三周两天》的媒体场，但是都失败了。于是我冲到海滨大道，看到了导演双周单元安东·寇班那部《控制》的最后一场放映，结果在还没看到片头字幕的时候就睡着了。

在看《蓝莓之夜》和《医疗内幕》的时候，我全程都是漫不经心的状态。我以廉价的法棍和悬崖酒吧为生，与健壮的、穿着灰色西装的引座员缠斗，他们逼迫我托管随身物品。有些时刻，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瘫倒在海滩上。

▲ 《老无所依》，2007

然而，正是这些不确定的、充满压力的时刻，让我们看到了戛纳电影节的目的。由于《戈戈舞的故事》和《昔日情人》，我立刻成为了阿贝尔·费拉拉和凯瑟琳·布雷亚的粉丝。在欣赏了部分的《来自伦敦的男人》之后，我随即决定组织一场节后的贝拉·塔尔派对。

几个小时之后，我在大酒店的草坪上与某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论证着《迷幻公园》的优点，以及为何它值得获得一个主竞赛席位，而克里斯托夫·奥诺雷的《巴黎小情歌》反而不值得。我敦促一些新的发行商伙伴为李沧东那部令人着迷的《密阳》腾出时间。《我在伊朗长大》也是一部如此令人满意的改编作品，它完美地结合了复杂性和自由性，我也为此感到高兴。

噢，我还看了瑟琳·席安玛和萨弗迪兄弟的早期作品，还有令人兴奋的《寂静之光》。在那之后，我就奔向了罗伊·安德森的《你还活着》，它与《寂静之光》构成了一组非常令人迷惑的双片连映。我感到欣喜若狂的是，那天晚上我与昆汀·塔伦蒂诺坐在一起，观看戛纳经典修复单元的《巡航》。这部荒谬的作品，在当时的影厅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共鸣。

▲ 《寂静之光》

好吧，我的起点可以说是非常高了，但其实大多数时候的戛纳电影节，都会给人这种感觉，这确实是它的特点：你必须身临其境，体验戛纳电影节屡屡验证世界各地电影文化、电影产业的方式。

这种纯粹的狂热——包括它的自负，以及诡异的放映安排——以及每场昏昏欲睡的交流中催生的质朴，恰恰与戛纳那种具有深刻代表性的潜在理念相一致：戛纳电影节以一种鲜活的方式，证明了电影属于这个世界的事实。

大卫，你提到了放映《影像之书》时厅外街道的混乱，这本身其实就很有说服力了。但是，等到那部电影的片头字幕开始滚动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一位观众高喊道：“永远的戈达尔！”于是大约有两千人开始欢呼，仿佛他们的生命都立足于那部电影。

▲ 影迷心中“永远的”大神戈达尔

上述的一切都在表明，我觉得戛纳电影节的缺席令人心痛，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为此而生的。在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中，电影是否还有生存能力？

这种艺术形式本身，是否能在一系列文化、工业挑战中保持现状——这种问题年复一年地出现。但是，我们这些去戛纳电影节的人，也可以年复一年地回答：是的，电影仍然活着，这里还有可以证明这一点的电影。如果接下来的十二个月打击了我们，那么一年以后，当我们再度归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再次重拾信心。

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传统形式的电影节，我们也就因此失去了那段旅程、那种日程表中的经验：我们已经无法在法国蔚蓝海岸那迷人的背景下辩论，在那样的时刻，我们仿佛在进行永恒的、唯一重要的对话。

在（原本戛纳举行的）这周，我们尽自己所能复刻过去在戛纳电影节的某些记忆，撰写关于前几届电影节的文章，跟踪那些未来的作品。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当下呢？

我是一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有办法应对，都可以继续支持这种艺术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从圣丹斯到洛迦诺，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呈现了不同维度的电影节经验，它们也都有自己的缺陷——无论是策展层面还是商业层面——但它们同样充满着动力。我怀疑某些电影节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继续强化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电影精神。

▲ 戛纳的海滩放映

不过，推动戛纳电影节的那种精神，也让其它电影节无法真正地与它相提并论。我永远无法忘记九年前蒂耶里·福茂对我说的那句话：“戛纳不与任何人竞争。戛纳就是戛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令人震惊的傲慢，其实也回应着如此之多的职业影人，在体验那些新电影节之后感受到的挫败感。另一方面，它也完美地升华了戛纳电影节的那种信念：

这个电影节可以将所有不切实际的主张，推到世界的舞台上。好莱坞不需要依靠戛纳来赚钱，但它也确实让戛纳的红毯得以脱颖而出。是的，戛纳就是戛纳，因为它在提醒我们，电影是现代历史中最为伟大的艺术形式。如果你不认同，它会因此与你争斗。戛纳是会与邪恶争斗的。

不过……今年它不会了。目前看来，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承认戛纳电影节的实质已经超越了具体的表象，并在新的方案就位之后接纳这一概念。不过，他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安妮，你的戛纳史要比我们都长。在你看来，为什么这个电影节能够保持这么多年的重要性——它收拾好这场烂摊子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安妮·汤普森：是的，我今天本该去戛纳的，自从1986年开始，我参加了大多数的戛纳电影节。那一年，我在Majestic酒店的酒吧第一次见到了哈维·韦恩斯坦（他在那里呆了很多年），喝着伏特加汤力，吃着咸花生。当时他正在宣传利齐·博登那部杂乱的独立电影《工薪女孩》。

▲ 曾经风光的韦恩斯坦

后来，在史蒂文·索德伯格凭借《性、谎言和录像带》赢得金棕榈奖之前，在昆汀·塔伦蒂诺凭借《低俗小说》获奖之前，在斯派克·李的那部《为所应为》被击败之前，我还和他们一起闲逛过。

在一个难忘的夜晚，我与塔伦蒂诺、玛琳娜·泽诺维奇和蒂姆·罗宾斯在DuCap酒店呆到很晚——我在那里采访过奥利弗·斯通、科恩兄弟、乔治·克鲁尼、朱迪·福斯特、杰弗里·卡岑伯格、阿诺德·施瓦辛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 《性、谎言和录像带》

我学会了应对那种迷乱时差的方式，学会了电影节礼仪（是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些警卫把我拒之门外），也学会了通过电话来归档自己的经历。我一开始为《洛杉矶周刊》和《电影评论》撰稿，后来还有《帝国》《娱乐周刊》《首映》《好莱坞报道》《综艺》，最后是《IndieWire》。

在戛纳的时候，无论我前一天晚上睡多久，我都会迅速地起床就位，以便参加8:30在电影宫举办的媒体场放映。在观看简·坎皮恩的《钢琴课》和拉斯·冯·提尔的《黑暗中的舞者》时，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2300多名记者一起哭泣。我也会在他们拍打座位之后，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偷香》辩护。

在早场放映结束之后，我会从自己的柜子里拿走每天的媒体材料，从媒体休息室拿一杯浓缩咖啡和一瓶Orangina橙汁，接着参加当天的媒体发布会。杰克·尼科尔森因为亚历山大·佩恩的那部《关于施密特》而现身；马丁·斯科塞斯为延期的《纽约黑帮》辩护；冯·提尔在《忧郁症》的发布会上说错了话，这导致他被禁止参加这个电影节。那一年，我在戛纳的最后一场采访就是和这位后悔的导演进行的。

▲ 戛纳“逆子”拉斯·冯·提尔

每天夜里，当我在广场上、游艇上和山坡上那些混乱的酒局里参加余兴派对时，我都感到精力充沛。我常常在Majestic酒吧、大酒店或是PetitCarlton酒吧里，与喧闹的人群度过快乐的时光。

与他人对话让我感到兴奋，影迷们会分享他们刚刚看到的作品：他们捕捉到了什么，错过了什么了。评论家们讨论那些引发争议的电影，可以说是最愉快的场景了。这些引发热议的作品包括特瑞·吉列姆的《恐惧拉斯维加斯》和理查德·凯里那部臭名昭著的、脱力的《南方传奇》（关于《南方传奇》的“传奇丑闻”，我们曾用他差点成为第二个诺兰，戛纳却埋葬了他的梦想一文介绍过）。

有一年，当麦当娜因为那一部《与麦当娜同床》走上电影宫的台阶时，我站在罗杰·伊伯特的阳台上看着她露出自己那个高缇耶设计的的锥形胸罩。我也目睹了《时代》周刊的理查德·科里斯在余兴派对上跪倒在她的脚下。

在一个令人兴奋的夜晚，当西尔维斯特·史泰龙与牵着白狗的伊丽莎白·泰勒会面的时候，我恰好从他身后的一辆车上下来。他们的会面就如同两颗行星的相撞。

▲ 那一年在戛纳的麦当娜

另一年，当我离开一年一度的MTV棕榈滩音乐会时，有一位身穿名牌礼服的高个女人正在试图入场，我也认出了她。我走到警卫面前，用我最响亮、最权威的声音问道：“你不知道这是谁吗？”满怀感激的克里希·海德从我身旁经过。我常常在离场之后，穿着袜子，手里拿着高跟鞋，沿着克洛伊塞特河回到镇上。

第二天，我又会重新就位，在安提布街上来回奔跑，参加那些热门影片的放映——让-皮埃尔·热内的《黑店狂想曲》、拉斯·冯·提尔的《欧洲特快车》、维姆·文德斯的《柏林苍穹下》、索菲亚·科波拉的《处女之死》、彼得·格林纳威的《枕边书》、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家》、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的《亡命驾驶》——接下来，它们就会被韦恩斯坦、宾汉姆·雷、鲍勃·伯尼、艾拉·多奇曼、巴克和伯纳德、南希·尤特利和乔纳森·达纳这样的人买走。

▲ 《亡命驾驶》在戛纳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见证戛纳电影节推介年轻影人的过程——譬如大卫·罗伯特·米切尔这样的导演。我先是看到了他那部突破性的《不眠神话》，接着还有恐怖经典《它在身后》，后来又是那部雄心勃勃的《银湖之底》。

戛纳制造他，然后带走他，这就是它所做的事情。即便它看起来不过是远在大洋彼岸的、旧世界的欧洲电影节，但它仍然是电影业的命脉。它支持、培养、补偿、推动电影创作者们，让他们得以继续拍摄下一部电影。斯派克·李也凭借《黑色党徒》在戛纳大获全胜之后，得以执掌戛纳的评审团。不过，他的好机会又一次被抢走了。

-END--

▲ 去年戛纳，《南方车站的聚会》首映现场

虽然戛纳电影节对于很多影迷来说不过是远在天边，一群人刷存在感和虚荣心的聚会，

但是也许你不曾意识到，受到迪斯尼和漫威重用的，《美国队长：内战》《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的导演罗素兄弟，曾经的长片处女作《欢迎来到科林伍德》是被导演双周挖掘出来，在戛纳电影节举行的全球首映。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戛纳电影节，不只是一个华丽的花架子，它时刻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地球上，最残忍，但也最美好的产业之一——电影。

这一篇最后的推送，希望大家多多收藏分享。最后的最后，我们贴出这半年来，总共18篇关于戛纳的推送，每一篇都是详尽的长文，包括被删除的那一篇（回复后台相应关键字获得）。也可以，把我们提到过的、但你还没看过的电影都标记一下。

明年五月，我们戛纳再见。

--2020，假装在戛纳的陀螺凡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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